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过去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以恶化劳动者生存条件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一是破除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二是要规避比较优势陷阱,过于强调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可能恰恰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困境的一个因素。此外，进一步发展公有制经济，矫正经济过度金融化，防范系统化风险，进一步厘清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等，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15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已经在多个场合提及“供给侧改革”[①]。在其后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为学界和业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源起、理论与现实依据、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给出了诸多的政策处方和路径选择。在纷繁复杂的讨论中，体现了不同学派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主张，但同时也出现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曲解和误读，甚至将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归于早已被马克思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萨伊及其新自由主义的继承者那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召开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1]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我们理解和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方向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成为学术界研究和阐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学者们基于不同视阈的研究对我们科学地理解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有裨益，但这些研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实质和目的的认识仍然存在诸多偏误：有的学者用供给主义、结构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等西方理论任意裁剪中国这一改革实践；有的学者将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理解为某项改革和政策的单项突进，忽略了问题的关键与实质；有的学者将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泛化，成为无所不包的范畴。因此，廓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误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可行的系统化的政策体系仍然是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背景与现实逻辑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作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因此，要科学地理解和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必须科学地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现实背景，分析新常态的成因与内在机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本身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而引致的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的辩证统一，生产的技术方式决定生产的社会方式，生产的社会方式对生产的技术方式又具有反作用，一定的社会方式会促进或阻碍生产的技术进步。技术方式的变化，生产的社会方式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在现实世界就表现为资本积累方式和生产的组织方式的演化。与之相对应，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也要进行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2]340马克思这段论述，指明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遵循的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的演化，这就要求生产的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管理结构等作出调整以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说，一旦生产的结构调整不能快速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就会显现。这种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就会导致供给和需求两侧的长期错配并在某一临界点爆发，这在当前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就表现为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流通领域的库存积压、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加大等等。就我国来说，当前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生产的结构调整落后于生产的技术方式的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落后于生产力的要求而形成的。而且，由于我国现阶段，既存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公有制经济，也存在间接结合的私有制经济，还存在混合结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决定的。由于间接结合和混合结合都存在非公有制及其成分，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出的规律，在我国经济的一定范围内也会发挥作用，积累的矛盾困境也会显现，这构成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侧面。
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来看，当下的全球正经历着第三次重大技术变革（我们经常所说的产业革命）的洗礼。特别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等的发展和应用，使全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使生产的组织方式由福特制演化为弹性生产，即大资本把生产的非核心环节以代工等方式转包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来进行，将这些承接外包业务的资本纳入到核心资本的价值增殖体系，形成了所谓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导致这种全球生产网络或者说基于新生产方式的分工网络形成的，既有新技术发展的因素，也包扩资本对自身循环进行整合的因素：一方面，为获取价值增殖和应对激烈的竞争，企业不断进行资本的积累和资本集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规模的扩张，既包括沿着资本已有生产链条的纵向延展，也包括同类生产的横向扩张，其结果，无论是通过新增投资的跨区流动，还是借助信用的跨区域并购，都可能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当资本的扩展使规模扩大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不足以弥补企业因循环链条的延展而导致的循环和周转的效率损失时，资本就会停止规模扩张，转而把其他资本纳入到自身的生产体系，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生产不在成为销售的障碍。两者的叠加，就使企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在新生产力条件下，由企业内部的协调转向企业间的协调，通过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转换，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这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不仅瓦解了原先民族国家的积累循环，而且使之整合到新的全球积累循环中来。[3]14在这一循环中，不仅包括跨国公司活动的扩张，同时也包括生产过程的重构、模块化、碎片化以及世界范围的分散化，[3]19产业的协同与集成创新以及产业特有能力成为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4]与此同时，生产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使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倾向的这种个性化和多样化，要求生产的组织方式作出新的调整以适应这一变化。这样，生产的技术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生产的结构作出适时的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从我国实体经济领域的现实生产来看，尽管我国在上述的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整个社会的生产仍然以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生产的组织方式——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大规模生产为主导，这种以追求规模经济效应为目标的福特制生产方式，就使生产的组织方式、积累体制与新兴的生产的技术方式出现错配，这在宏观结构上就表现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错位，使社会再生产体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之间形成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使我们的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
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使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福特制生产方式下的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为弥补利润率下降导致的损失，企业必然会扩大规模以提高老生产率。而伴随企业规模的扩张，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会提高，使资本周转速度下降，同一资本的使用频次减少，这又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为拉平资本周转的差异，资本不得不借助于信用工具，使金融这一所有权资本在剩余价值分割中越来越处于有力的地位，从而使经济出现金融化转向。而一些中小资本由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由于实体产业的利润率下降，也脱离生产领域而转向金融领域的各种投机活动。与此同时，为解决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剩余价值实现困境，消费信贷不断以各种创新的方式被引入到资本的价值增殖体系中来。于是，金融化应运而生，并以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将整个经济体系纳入其掌控的范围，形成一个脱离生产的自循环的体系。经济的金融化超过一定限度，形成金融资本的自循环，就会使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使实体经济与金融形成一个失衡的结构，这必然使实体经济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产能过剩。与此同时，经济的金融化增强了资本的投机性和杠杆率，使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因素不断累积。
由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同时代的经济，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会通过一系列的环节影响国内经济体系的运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面参与全球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使我们的发展方式被限定在一种粗放的模式当中：过于注重出口拉动导致出口产业部门过度发展而内需型产业发展不足，特别是“两头在外”的低端发展模式弱化了现有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效连通，造成“链、网”的“双重锁定”效应[②]；过于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选择模式，使国内企业在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和国际分工网络过程中陷入了高能耗、低收益的粗放型发展泥潭，无法积累向高技术、高品质产品升级的能力[③]；为了短期利益而让渡了诸多的优惠给外商投资企业，使其占据了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一定程度上甚至打击了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削弱了产业间的配套能力。随着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市场环境的恶化就阻塞了我们依据外部市场发展自身的道路，使我国的产业特别是外向型产业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发展也随之进入了新常态，产业发展面临“双重锁定”和“双端挤压”的困境。
上述的分析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成因，也是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新常态的经济环境要求社会经济进行根本的转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构和再造再生产体系。[5]上述成因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某项改革或某一政策的单项突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以及各自内部要素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涵与理论逻辑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社会的再生产，都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都表现为生产力的演化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以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出发，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构和再造运行通畅的社会再生产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社会再生产体系的连续运动中来把握。
1.必须从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辩证关系与矛盾运动出发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总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同时，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是一个以生产为核心，以分配、交换和消费为中介的循环体系。
在社会在生产体系的四个环节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2]13由于这四个环节的关系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统一体内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在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不能仅仅将生产归于供给，将消费归于需求，进而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理解为需求供求的结构平衡。如果这样来理解，就会割裂社会再生产这一有机整体。例如，马克思在讨论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环节的关系时指出，生产和消费具有三种不同层面的同一性：首先是直接的同一性，即“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其次，生产和消费互为手段和媒介，即“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最后，生产和消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这三个同一性，只有最后一点才能用“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2]16,17就前两点同一性来说，生产和消费环节如果出现阻滞的话，同样会引起社会再生产体系的紊乱，进而导致所谓的结构上的失衡。相对于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及其对立统一关系来说，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经济有机体的运行出现问题。
从现象形态来看，我国现实经济运行所表现出来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结构性扭曲以及大量风险问题，虽然是在消费领域表现出来的，但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却可能是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扭曲造成的。这里，我们可以作为社会再生产体系终点环节的消费来加以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不足，或者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是分配关系的扭曲导致的。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6]而从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来看，生产的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分配的原则与方式首先取决于社会生产条件的分配。由于我国还处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结合的生产的社会方式。尽管我们现在的公有制经济仍然居于主体地位，但多年来的发展已经使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大大上升。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为其直接的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资本和劳动在分配上的不平衡，产生扭曲的劳资关系。这种不平衡的初次分配关系由于在社会整体分配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需要我们在生产领域调整生产工具或生产条件的分配。在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在增加劳动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同时，辅以国家的再分配功能。
从资本流通过程总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来看，在资本流通中，生产表现为流通的终点和起点，反过来亦是如此。资本流通的时间总是由生产时间和作为流通本身的时间构成的，这决定了资本的年盈利能力。决定企业竞争能力的不仅仅是因为生产力条件所引致的对生产时间的节约，还包括作为流通本身的时间的节约，这决定了以企业的年利润率和年利润量。这是因为，对企业来说，构成一个企业产品的东西，可能是另一个企业的原料或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在单个资本中表现为前提的东西，不过是由资本生产资本的前提，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都是互为前提的。对此，马克思曾以举例的方式予以说明：“完全撇开资本a的生产过程不谈，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速度和连续性是决定资本a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产业资本形式的要素。因此，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是资本a的流通过程的速度的要素。一个资本的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决定另一个资本的流通阶段的速度。这两个阶段的同时并存是使资本a的流通不致停滞的条件：资本的那些必须交换来的要素，是同时投入生产和流通的。”[7]从马克思的论述来说，造成生产阻滞的可能不仅仅是在生产、消费过程，也可能产生在流通（交换）环节。这也就表明，我们决不能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理解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问题，更不能碎片化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将供给侧理解为生产，将需求侧理解为消费，而应从社会再生产体系的角度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社会再生产不同部类的生产协调运行。
2.必须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牢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我们党在各项事业上取得重大成功的前提。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月26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简称7.26讲话，下同）中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8]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是由我们的生产力条件决定的，就这决定了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力于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根本体现。因此，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中，特别是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以前的生产方式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作为固定资本的物质表现形式的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这一现代化生产方式时，资本才找到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9]93，94我们知道，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最大限度地缩短必要劳动是资本的一个必然趋势，而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对此，马克思指出，“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9]92，93 “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9]93继承已有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要使科学技术在工艺上得到广泛应用，表现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以及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而且要使之成为我们塑造长期发展新动力的根本途径。这样，构建各类创新体系也就成为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意。
在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中，生产力的发展集中体现为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生产率是由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既包含生产力的因素，也包含生产关系因素。也就是说，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要不断推动各类技术创新以变革生产条件，从而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益。而且，要不断地调整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社会条件，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因素。正式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激励创新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在 “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我们知道，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从本质上来说，机器再先进，也要靠劳动者来操纵，技术的演化与创新总是与劳动者密不可分的。因此，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态度、劳动热情、劳动的积极性和严谨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马克思阐述的那样：“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0]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因此，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不同结合方式所决定的生产的不同性质，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决定了劳动者是为自己劳动的，这可以直接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各种创新的出现；而在借助资本家实现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间接结合下，资本对劳动的占有，使劳动者成为生产的要素而失去生产的真正的主体地位。由此可知，生产关系领域的调整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劳动生产率。我国学者黄群慧在分析中国产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所面临的“双重锁定”和“双端挤压”困境的原因时，将其归于“工匠精神”的失落，并强调：“合理的激励制度，能够引导培育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行为习惯，最终形成体现为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这就要求围绕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钻研精神奖励、创新导向激励、职业社会保障等建立完善相应的激励制度体系”，[11]这是对劳动者主观能动性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生产力进步作用的一个很好的阐释，也是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个辩证法的解读。因此，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既要创新生产的技术条件，又要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导生产力，使之始终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惟其如此，才能在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使社会再生产体系有序运行。
3.必须从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其唯物史观进行了经典的概括，“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这里不仅仅是物资资料的生产，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据此可知，一个社会的结构协调，不仅仅涉及经济运行本身，而且还包括社会系统及其与经济系统的结构协调。当一个社会的经济系统运行出现问题使，可能并不仅仅是社会再生产体系诸环节出现问题，还可能是社会系统的运行出现的问题导致的。也就是说，新常态的经济困境，可能不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也可能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3]
事实上，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涉及经济建设和经济领域的结构调整，其还要受到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常常不在于经济领域本身，而很可能是由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滞后或不匹配引起的。特别地，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和改革开放，虽然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物质生活资料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与之相伴随的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态的需要日益强烈，这又必然引起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因此，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和全面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来加以理解和推进。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思路与路径选择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调整，又关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匹配问题。因此，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推进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在新发展理念下进一步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过去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以恶化劳动者生存条件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因此，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和重塑社会再生产体系，探索出一种既适合自身情况又适应外部环境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就成为供给侧改革核心内容，而重中之重无疑就是通过创新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推进产业的多样化进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当然，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坚持创新发展，是我们分析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要通过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推进产业多样化，必须破除如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
一是破除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一提到产业转型升级，大多数学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甚至将传统产业视为“旧动能”的代表而欲予以淘汰。事实上，纵观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其经济体无不是以传统产业为核心。当然，我们不是强调不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是强调必须重视实体经济。其实，产生这一思维的根源是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和比较优势理论。罗斯托、库兹涅兹、卡尔多、钱纳里和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产业转型思路将增长和发展看作是三次产业的转换，但事实上，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虽然看到了结构转型对培育持续发展能力和动力的重要性。但这种以对结构转型的现象形态描述为特征的思路，由于既未给出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是由什么驱动的，也未给出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其对产业升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而且还包括产业向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的转移。也即，产业的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有区别的。因此，我们的产业升级，绝不是抛弃传统产业而仅仅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约束的服务业。
二是要规避比较优势陷阱。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者，提出了一个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型升级思路。这一思路主张应选择那些人均收入相当于自身2倍左右、资源禀赋大致相同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追赶对象，把为私营企业发现并成功地得以发展的产业纳入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合加以推进，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转型与升级，即一个具有赶超性质的貌似具有可操作性的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多样化的“标杆理论”。然而，这种基于潜在比较优势的赶超型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多样化的思路，因其无法精确评估一国的资源禀赋和无法解释具有相同或相似资源禀赋国家为什么具有生产不同类型产品的能力而失去普遍性。而且，过于强调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可能恰恰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困境的一个因素[④]。
2.进一步发展公有制经济，引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在7.26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性判断，即“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落后阶段，但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的发展，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比以往更具有社会化性质，这必然要求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有更大比重的公有制经济与其相适应，这是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与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张是几乎是同步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化，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这是通过资本的自我集聚与资本集中实现的。资本规模的扩张，使资本的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为社会的生产过程，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各种生产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国民经济，以使生产力的时序发展与空间布局能够协调并进，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即，在生产力发展的今天，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只能是公有制。而且，只有公有制，才能使生产力摆脱资本的性质，从而使物质资料的生产摆脱对自然的过度掠夺，使生产力始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因此，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首先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在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进而领导和引导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要警惕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的异化苗头，使劳动者真正成为企业的参与者和主人，这是培育“工匠精神”，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益的生产关系前提。
3.矫正经济过度金融化，防范系统化风险
在金融发展理论看来，适度的金融发展因其能有效促进资本形成而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信用的产生，可以拉平不同资本之间的周转的差别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企业间的竞争。然而，一旦一个经济出现了过度金融化，“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15]的狂想病并入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加速的经济周期当中，就会使金融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而形成自循环——用“货币生产货币”。当金融资本主导了整个经济，并将自身至于整个经济循环的中心时，金融的发展就会由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演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诱因，并可能加剧结构失衡。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不但加剧了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而且其所导致的财富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再分配不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也使一国内部的产业发展平衡被不断地打破，经济失衡和经济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加剧。
目前，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了中低速、产业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衡和全球需求的萎缩，使实体经济领域的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我国经济也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倾向，经济的投机性和泡沫性也日益增强。而且，资本的“脱实向虚”必然使实体产业间的相互需求下降，这不仅会导致特定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而且会使实体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减弱，弱化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因此，对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的中国来说，既要适度发展金融资本，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要防止出现过度金融化的倾向。要抑制借贷资本的高利贷化和金融领域资本的过度投机，逐步打通金融与实际产业部门之间的连接通道，使两个领域的资本能够通过不同形式相互融合，不断强化产业发展的金融与资本支持，促进产业升级和适应性调整能力的提高，以便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在发展消费金融过程中，要将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信贷结合起来，使之处在合理区间，以防出现金融资本对劳动者收入侵蚀的现象。与此同时，要引导资本流向，防止产业资本在产业利润率趋于下降时过度流入投机领域，如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加剧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16]
4.进一步厘清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厘清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边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我们在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必须跳出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时刻不能丢掉“社会主义”这一定语。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其在一般经济领域要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经济与社会相交叉的领域，应该以政府的调节为主，而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相对于公共产品领域，则必须让政府发挥有效的决定性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和公共利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绝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一样，将其经济管理职能仅仅限定在治理市场失灵上，这是由各自所代表的阶级不同决定的。国家或政府参与对经济的管理和治理，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本质要求。因此，政府不仅要在微观领域发挥好产业规制的作用，更要在宏观领域协调整个社会再生产体系的运行：既要引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调整方向，使之能够协调发展；又要引领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使之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自身所代表的阶级性，要求其必须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使之能够有效保证中国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厘清社会主义市场与政府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和政府的本质区别，进而厘清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边界，是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
五、结论与启示
上述的分析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们党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战略和举措，其本质就是以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出发，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构和再造运行通畅的社会再生产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决定了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也即，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在内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调整，又关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匹配问题。因此，必须从系统的角度理解和推进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理解为供给和需求的平衡问题，更不能将其理解为某一政策的单项突进。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从“系统论”、“两点论”和“重点论”角度出发，全面认识和推进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1]我们所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上述性质和要求，就决定了我们在实施和推进这一重大工程时，必须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以适应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五大政策支柱”为工具，以“五大攻坚战”为突破口，从而实现解放、发展、保护和引领生产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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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魏旭.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为什么要倒过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读[J].理论月刊,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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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享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积累模式探讨[J].北京：教学与研究，2015（02）:44-49.
注释：
[①]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其后，在2015年11月17日召开的“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批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②]郁培丽.中国产业经济的新发展——“后危机时期中国产业发展论坛暨2010《中国工业经济》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中国工业经济，2010(8)
[③] 詹懿.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的五大误区. 现代经济探讨，2013(10).
[④]对比较优势陷阱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后果的论述，可参见作者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为什么要倒过来》一文中的具体论述。[14]
【 魏旭，吉林财经大学教授，《当代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